咸丰死后不久，顾命八大臣被慈禧等人设计一锅端，肃顺被杀前哀叹说：我太小看慈禧了，动手太晚了。
咸丰十年，英法联军的炮火逼近北京，咸丰皇帝仓皇之下，带着后宫嫔妃与一众亲信大臣逃离京城，前往热河避暑山庄暂避锋芒，留下弟弟恭亲王奕訢留守北京，与洋人周旋谈判。
一路的颠沛流离，再加上国事糜烂带来的巨大精神压力，让咸丰本就孱弱的身体每况愈下。
到了1861年8月，预感自己时日无多的咸丰，不得不为年仅6岁的儿子载淳谋划身后之事。
咸丰苦心设计了一套自认为万无一失的权力制衡体系：挑选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大学士肃顺等八位重臣，任命他们为“赞襄政务大臣”，专门负责辅佐幼帝处理政务，这便是“顾命八大臣”。
与此同时，咸丰将两枚象征皇权的印章“御赏”与“同道堂”，分别赐予皇后慈安和皇子载淳。
由于载淳尚且年幼，无法亲自执掌印章，“同道堂”印便由其生母懿贵妃（也就是日后的慈禧）代为保管。
咸丰还特意规定，所有下发的朝廷谕旨，必须同时加盖这两枚印章才能生效，意图通过这种方式，让顾命大臣与后宫后妃形成相互牵制的局面，避免任何一方独揽大权。
然而，咸丰的这番精心布局，从一开始就暗藏裂痕。
在顾命八大臣之中，肃顺无疑是核心中的核心。他确实具备卓越的才干，办事雷厉风行，但性格却刚愎自用、锋芒毕露，对慈禧想要插手朝政的苗头，早已心生不满与警惕。
早在众人逃往热河的途中，负责统筹后勤事务的肃顺，就故意给慈禧安排了一辆破旧不堪的骡车。慈禧先后三次向他请求更换车辆，都被他毫不留情地冷言拒绝。
后来，肃顺甚至暗中劝说咸丰，效仿“钩弋故事”，提前除掉慈禧以绝后患。虽然这个狠毒的提议最终没有被咸丰采纳，但消息还是通过慈禧安插在身边的耳目泄露了出去，两人之间就此结下了深仇。
而慈禧也绝非寻常意义上安分守己的后宫女子，咸丰在世时，她就凭借自己精通文墨的优势，常常协助批阅奏章，在这个过程中，早已练就了敏锐的政治嗅觉和娴熟的权术手腕。
咸丰驾崩后，顾命八大臣迫不及待地想要独揽朝政大权，他们不仅在拟定诏书时刻意绕开两宫太后，更是当众放言“太后查看奏折纯属多余之举”，这番嚣张的言论，点燃了慈禧心中的怒火。
慈禧很快就锁定了盟友，那就是同样被顾命八大臣排挤在外的恭亲王奕訢。
咸丰在位期间，奕訢因为早年与兄长争夺皇位的旧怨，一直备受冷落，兄弟二人关系隔阂颇深。此次顾命大臣的名单中没有他的名字，让奕訢心中的不满愈发强烈；再加上他在北京与洋人达成和议后，手握外交与军事方面的重要筹码，却始终被排除在朝廷决策圈之外，与顾命八大臣之间的矛盾也变得越来越尖锐。
1861年9月，奕訢以祭奠咸丰帝的名义，专程从北京赶赴热河。慈禧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在行宫之中与奕訢进行了长时间的秘密会谈。两人一拍即合，迅速结成反八大臣同盟：慈禧承诺，事成之后将支持奕訢执掌朝政大权；奕訢则全力调动自己的资源，协助两宫太后扳倒顾命八大臣。
为了确保政变万无一失，争取更多力量的支持，奕訢还主动拉拢了手握京畿地区兵权的胜保和僧格林沁两位重要将领，为后续的政变行动筑牢了军事根基。
1861年10月，咸丰的灵柩即将从热河运回北京，慈禧精心设计了分路返程的策略：她亲自带着幼帝载淳和慈安太后，率领少量随从先行启程返回北京，同时安排载垣、端华等顾命大臣随行；而肃顺则需要护送咸丰帝的灵柩沿着大路缓慢前行。
这样的安排，不仅成功切断了顾命八大臣之间的即时联系，让他们无法互通消息、协同应对，更给了慈禧提前回到北京、统筹部署政变事宜的宝贵时间。
11月1日，慈禧一行抵达北京，来不及片刻休整，就立刻召见奕訢，最终敲定了政变的所有具体细节。
第二天黎明，天刚蒙蒙亮，载垣、端华等人毫无防备地踏入宫门，早已埋伏在此的侍卫当即上前将二人逮捕；而此时还停留在密云行宫的肃顺，对于北京城内的变故毫无察觉，尚未反应过来，就被醇郡王奕譞率领的军队一举抓获。
这场精心谋划的政变，从正式发动到收尾，前后不过短短数日。
11月8日，慈禧以幼帝载淳的名义颁布圣旨，在诏书中列举了顾命八大臣“擅自修改朝廷谕旨、极力阻挠太后垂帘听政”等一系列罪状，随后做出了最终判决：肃顺因罪大恶极，被判处斩首示众；载垣、端华则被赐令自尽；其余五位大臣，要么被革职查办，剥夺所有官职爵位，要么被发配充军，流放边疆。曾经不可一世、掌控朝政的顾命八大臣集团，就此被“一锅端”。
政变成功后，慈禧立刻宣布废除顾命八大臣此前拟定的“祺祥”年号，将次年定为“同治”元年，“同治”二字，寓意着两宫太后与皇帝共同治理天下。
12月2日，两宫太后正式开启“垂帘听政”的执政模式，奕訢则被任命为议政王，执掌军机处这一权力机构，晚清从此形成了“太后垂帘、亲王议政”的全新权力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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